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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儿童照顾:社会支持政策完善与男女责任共担

2018-07-0609:31 作者:

20世纪中叶以来,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是传统由家庭承担的照顾责任逐渐释放出来,或多或少迈向去家庭化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阶段,儿童照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公共托儿服务为主体的儿童照顾支持体系基本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照顾负担对妇女的束缚,使妇女得以大规模外出就业。

然而,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儿童照顾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开始显露: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模式转变、城乡迁移导致异地分居,使得儿童照顾难以依赖家庭实现;依赖市场实现儿童照顾的费用日益高企,抑制了市场化替代养育的范围;儿童早期发展认知的提高增强了公众对托儿公共服务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公众对0~3岁儿童养育公共服务的呼声日渐强烈,托儿服务机构严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为此,《新女学周刊》推出“儿童照顾:社会支持政策完善与男女责任共担”专题,特邀专家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0~3岁婴幼儿照顾的三个途径,逐一进行梳理、分析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0~3岁婴幼儿照顾公共政策支持的原则和建议;并从减轻女性照顾负担、缓解其就业压力的角度切入,分析了我国儿童照顾政策中存在的困境,以欧洲儿童照顾政策为鉴,呼吁完善我国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对家庭内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干预,促进男性参与照顾活动。

改变照顾责任传统性别分工完善儿童照顾政策体系

全面两孩政策下,儿童照顾压力凸显,与之相伴的则是女性就业和工作压力的加重,这迫切要求完善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体系,减少育儿对女性就业的阻碍。本文对我国儿童照顾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既有儿童照顾政策并未突破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分工;通过借鉴欧洲国家关于支持男性参与儿童照顾的政策,提出完善我国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对家庭内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干预,促进男性参与照顾活动。

■ 张亮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儿童照顾问题日益凸显,并使得女性就业面临挑战——照料责任成为导致母亲们离开就业市场的主要原因:2000年,3岁以下和4~6岁的不在业儿童母亲中,因“料理家务”而不在业的比例分别达66.3%和60.2%;2010年该比例上升至91.5%和81.9%。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如何完善儿童照顾社会支持体系,进而减少育儿对女性就业的阻碍,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变得愈发重要。

我国儿童照顾社会支持政策及其困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积极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帮助妇女提高协调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角色的可能性。

儿童照顾作为影响妇女就业的主要家务劳动,受到了重点关注,以公共托幼服务为主体的儿童照顾支持体系基本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照顾负担对妇女的束缚,使妇女得以大规模外出就业,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期尤为明显。例如,托儿体系提供的服务在很多方面都是便于母亲外出工作的,如幼儿园实行整日制,不放寒暑假;托儿机构接收幼儿的年龄与产假衔接,使幼儿母亲在产假结束后能顺利重返工作岗位;托儿费用低廉能够为职业妇女承受,幼儿生病由看护人员护理,父母(主要是母亲)不必请假影响工作,等等。

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性事实是,照顾负担一直是我国女性平等就业的重要阻碍因素,即使是在公共托幼服务相对发达的计划经济时期,有照顾负担的妇女也总是“最后就业”,“最先失业”。

笔者认为,我国儿童照顾政策存在两个困境。

一是对儿童照顾活动与妇女关系认识的困境。国家对儿童照顾的支持政策建立在儿童照顾是一种性别化责任的假定之上,国家政策只是努力减少妇女的照顾责任对她们就业的不利影响,而不是试图改变问题产生的根源——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分工。由于国家从未通过政策来干预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分工,因此,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在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时,总是母亲主动或被动选择离开就业市场,而不是父亲。

二是忽略了家务劳动只能被部分社会化的基本事实。就儿童照顾而言,公共托幼服务解决的仅是儿童在父母工作时间上的照顾问题,工作时间之外的照顾需求仍然留在了家庭。在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假定之下,这部分工作被合法化地留给了女性,男女都外出就业但妇女同时保留了照顾儿童的全面义务。

儿童照顾政策对照顾责任在男女之间不平等分配缺乏关心甚至客观上合法化这种不平等分配,导致妇女承担着工作与家庭内照顾劳动的双重负担,让女性疲惫不堪和产生更多的时间压力感。尽管中国妇女就业率长期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但妇女的高就业率并不能掩盖妇女因照顾责任而在就业方面遭遇的排斥、歧视和不利境遇。照顾负担不仅使女性在工作时间上与男性有差距,在就业形势紧张、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时期,还使女性更可能成为裁撤对象。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母亲(照顾者)身份让她们被假定为较少能协调家庭责任和工作角色之间的对立性要求,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由此得以产生。

欧洲经验:改变照顾责任的传统性别安排

战后欧洲国家福利体系是以“男性养家/女性持家”的家庭模式为前提预设的,儿童照顾被划为家庭的责任,由母亲承担全天的照顾任务。因此,在第二次妇女运动兴起的第一个十年里,女性的平等工作权利是首要目标,主要的性别平等方案是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建立安全、可靠和政府资助的托幼服务被视作妇女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先决条件。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女性日渐上升的就业率实际上导致了她们有酬和无酬工作的双重负担,这种双重负担在让女性疲惫不堪的同时也影响到工作领域的性别平等:为了便于照顾家庭,女性更多地选择时间灵活、离家近的工作,也降低了她们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这些都会减少女性的工资,影响女性的职业晋升,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处于边缘化地位。更为严重的是,女性的照顾责任使雇主产生了女性容易为了家庭而中断就业的观念,从而影响到雇主对女性的雇佣。

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推动政策改变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实现就业性别平等的第二条路径,即要挑战男性在私人领域的角色,使家庭外有酬工作和家庭内无酬照顾责任在男女之间平等分担。

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策略是支持男性“把时间从劳动力市场运用到照顾中去”的权利,父亲与母亲一样,同是“就业者”和“照顾者”。除以父亲为目标的父亲假外,北欧国家的父母假从实施之初就赋予了父母双方休假的权利,这一举措随后得到了欧盟的拥护,并通过《父母假指令》,要求所有成员国把照顾权利扩展至男性。不仅如此,在观察到在自愿基础上分享父母假的权利并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男性休假来照顾孩子后,欧洲各国还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男性去运用这种权利。

总而言之,在推进就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努力改变男性在家庭领域的行为,设立父亲假和父母共同分享的父母假,促进父亲和母亲平等地分担家庭照顾工作,以提高男女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儿童照顾社会支持体系的政策展望

与儿童照顾相关的政策支持不仅涉及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责任边界,还涉及男女之间的责任平衡。中国和欧洲的经验都表明,发展公共托儿服务,平衡照顾工作的公共责任与私人责任,仅是妇女平等就业的前提条件之一。

改变家庭内照顾劳动的性别分工,使家庭照顾工作在男女之间平等分配,是就业性别平等的另一重要前提。因此,完善我国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体系,除了需要大力发展便利的、可负担得起的和高质量的公共托儿服务体系,今后在政策上的努力还需要对家庭内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干预。重视男性也有孩子的事实,把男性列为亲职假政策的对象,促进男性参与照顾活动,这是推动就业性别平等的另一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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